从1819年英国开始间接殖民统治新加坡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宗乡会馆作为民间组织参与了华人社会诸多事务，与其他组织共同维持了华人社会的良性运转，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学界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几代学人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近20年来，随着中新关系的发展，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以下简称“会馆”）研究进入高产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研究水平的成果。

　　会馆数量众多，创立时间不一。早期的介绍性研究主要体现在华人华侨史的综合性著作中，如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方雄普和许振礼《海外侨团寻踪》（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都对会馆做了简要介绍。除此之外，也有部分著作将其纳入华人社团史的研究中，如石沧金就将其纳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论述（《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史研究》，暨南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此外，关于会馆的研究主要发表于涉及华人华侨研究的杂志，如《东南亚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八桂侨刊》等，其研究内容则涉及会馆的教育功能、社会功能以及会馆的特点等方面。

　　会馆的教育功能。中华民族素来重视教育，新加坡华人通过“会馆办学”继承、弘扬了这一优良传统，提升了华人群体的文化素养，学界的讨论一般以二战为界。对于二战前的办学情况，王玉娟在社会整合视域下梳理了华校会考的历史演变与制度建设，分析其影响，指明会考经历了“民间肇始”到“中英官方主导”多个阶段，促进了新马华文教育的统一化、规范化（《社会整合视阈下的制度建构：二战前新马“华校会考”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至于“会馆办学”如何运作这一问题，汤锋旺以20世纪前半期若干所新式学校为例，结合相关文献进行阐释，认为“会馆办学”在人员组成、经费状况以及教学用语方面都体现出社群化的特点（《二战前新加坡华人“会馆办学”研究》，《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4期）。此外，汤锋旺与其他学者还对会馆下属学校的经费问题与办学宗旨进行了深入研究（汤锋旺、李志贤：《20世纪前期新加坡华人会馆学校社会经济史研究——基于潮州公立端蒙学校经费的分析》，《世界民族》2014年第4期）。

　　二战后，随着国际形势发展，会馆办学情况有所变化。刘宏发现，战后初期华校职工与学生的社会构成仍以本方言群体为主，但逐渐吸收了帮群外的学生，社群化特征逐渐消逝（《论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团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社会经济的视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赵娜娜则认为，华校逐渐采用了当地的而非过去照搬中国的教材和学制，更多从当地实际出发，适应社会需求，为所在国培养人才（《二战后新马粤籍华侨华人社团文教功能的发展和变迁》，《八桂侨刊》2018年第2期）。

　　由于时代局限，会馆办学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童家洲指出，早期会馆兴学存在强烈的帮派和地域观念，缺乏统一领导和筹划（《略论新加坡华族会馆兴学育才弘扬华族文化的贡献》，《八桂侨史》1994年第3期）。王立芳认为，早期会馆学校领袖对如何培养华族子弟适应社会缺乏明确概念，经费不足，教学内容陈旧，设备简陋（《崇文阁：神与教育的联结——试论近代新加坡神庙羽翼下的华侨学堂》，《闽台文化交流》2007年第1期）。

　　此外，也有学者的研究关注会馆的基本情况，如吴明罡考证了会馆学校的学生数、课程设置等（《近代南洋华侨教育研究》，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同时，若干研究成果涉及会馆的文化意义，如研究者探究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会馆侨校传播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认为它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华侨积极投身到抗战当中（亓延坤：《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承与发展——以华族春节为个案》，暨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颜海波：《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救国思潮在南洋侨校传播及影响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会馆的社会功能。一般而言，政府管理职能的缺失往往会导致社会支离破碎，但这一时期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却不一样，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间组织的纽带作用。不少学者指出会馆具有较强的社会功能，如曾玲论述了会馆前身或附属机构——坟山对于华人社会的作用，认为坟山通过设立总坟界定了华人族群成员身份，促进族群认同（《坟山崇拜与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移民之整合》，《思想战线》2007年第2期）。胡红梅、李朋飞则分别关注了会馆属下的广惠肇方便留医院和同济医院，两人认为它们维护了本社群的身体健康，推动了卫生事业发展，更强调了上述医院利用超帮群的组织空间和架构，加强了社群内部的聚合，推动了华人帮群进一步的整合进程（参见《新加坡广惠肇方便留医院研究（1908—1942）》，华侨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新加坡同济医院研究》，华侨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学界还讨论了会馆的其他社会功能，认为会馆老人乐善局的创设照顾了孤苦伶仃、体弱多病的老人，资助了无钱返乡者；附设的仲裁委员会便于同乡纠纷的解决；会馆为成员提供贷款用以发展事业（李路曲：《新加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宋海群、魏炜：《英属时期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的社会职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4期等）。

　　会馆的特点。会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但传入新加坡后兼具当地特色。学界注意到，会馆具有更大的组织灵活性和伸缩性，功能更加多样化（丘立本：《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南亚华人宗乡组织的前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还有研究者以比较视角剖析会馆的特点。如陈衍德从创立背景、结社宗旨与目的、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几方面比较了东南亚与西欧闽籍华人地缘性社团，认为新加坡华人社团层次多、种类多，彼此联系更为密切（《东南亚与西欧闽籍华人地缘性社团的比较》，《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6期）。童家洲发现，相比日本华人会馆，新加坡会馆更为重视文教事业及传统礼俗的传承（《日本、新加坡华侨地缘社团的发展演变及其比较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一些学者还将会馆与当地会党进行比较，认为它们在19世纪的成长具有共时性，两者的领袖很大程度上属于同一类人（邱格屏：《世外无桃源：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三联书店2003年版）。

　　会馆的内部情况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有学者认为会馆之所以数量众多、生命力强，根本原因在于地缘和方言因素发挥了重要的黏合作用（庄国土：《论早期东亚华人社团形成的主要纽带》，《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李勇、任娜和陈衍德考察了会馆的结构特征。李勇发现闽帮总机构经历了恒山亭坟山组织、天福宫庙宇组织、现代华人社团组织三阶段，制度化程度不断提升；任娜、陈衍德分析了福建会馆的历史轨迹，认为它的决策权逐渐由个人向集体转移，会员范围不断扩展，网络渐次衍生，收入来源多元化，其历史是一部文化适应与社会适应的历史（李勇《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建构的个案研究——以“福建人”闽帮总机构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任娜、陈衍德《一个华族社团的结构与功能演变——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历史轨迹》，《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2期）。

　　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界对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的研究日趋活跃，成果不断增加，但仍需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一方面，已有成果大多以中文资料为研究基础，英文史料的使用较少。另一方面，研究领域存在不平衡现象，教育文化层面的职能获得较多关注，其他层面的成果相对较少。相信在诸多学人的努力下，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研究将会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