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24篇。2022年是德国“时代转折”的一年，德国总理朔尔茨近日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又将这一“时代转折”视为全球所必须应对的挑战。那么在这样的转折中，德国的位置在哪里？

虽然研究者为亲历和见证的时代赋予历史性、甚至是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已经近乎偏执，但是2022年对于德国和欧洲而言，却无疑从第一时刻就公认具有了结束、断裂、开端等众多含义。

美好的开端昙花一现

这一年原本是带有无数的新年良好愿望起步的。按照2021年12月7日正式就职的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联邦政府的脚本，德国应该在2022年开启一个面向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乃至气候和生态问题的新时代。尤其是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核心人物贝尔博克（外交部长）、哈贝克（副总理和经济部长）、林德纳（财政部长），年轻，率性，无论是言行举止还是穿着都毫不掩饰地传达了一个信息：“我来了，我懂了，我做主了！” 再也不要默克尔式的审慎和平衡，再也不要做那个欧洲和世界政治的经济巨人和政治矮子，要对内推进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对外引领价值观，新的德国人和新的德国呼之欲出。

然后是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军队从北面、东面和南面进入乌克兰，俄乌冲突正式全面爆发。三天之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院发表了著名的“时代转折”（Zeitenwende）演说，“这意味着：这之后的世界与之前的世界不再是同一个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7年之后，欧洲再次迎来大规模的国家间军事冲突。“我们中的很多人还能想起父母或祖父母讲的战争故事，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欧洲的战争’是难以置信的。”

对于德国来说，冷战和平落幕、两德统一的和平红利正式宣告结束，德国新政府的施政计划也被打乱了阵脚。在近几十年德国历史上，可能还没有任何一届政府的施政纲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成为废纸。

“时代转折”背景下的德国新定位

朔尔茨本能式的“时代转折”说引发了德国社会的强烈共鸣。2022年12月，该词成为德国语言协会（GfdS）推选出的“年度词汇”，德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数种专门研究“时代转折”的专著。“时代转折”此间已经成为德国朔尔茨政府对内和对外施政的基准点，成为很罕见的由德国人创造的当代国际政治关键概念、德国话语制造软实力的象征。

2022年12月5日，朔尔茨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撰文《全球的时代转折：如何在多极时代避免冷战》（印刷版发表于《外交事务》2023年1/2月份号），将德国和欧洲面临的“时代转折”进一步拓展，视之为全球所必须应对的挑战。朔尔茨认为，上一场冷战原本随着欧洲的剧变而结束，世界随之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与富裕”的时期。俄乌军事冲突的爆发标志着“一个全新现实的开端”即“帝国主义重回欧洲”，俄罗斯摧毁了“欧洲与国际的和平构架”。

在朔尔茨看来，欧洲在俄罗斯的挑战前前所未有地团结。在全新的欧洲和世界局势下，德国调整了自己的定位，即德国矢志成为“欧洲安全的保证、欧盟内部的桥梁建造者和全球问题多变解决方案的捍卫者”。

这无疑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自我定位和任务设置，其面向欧洲的标准之高，丝毫不亚于新政府联合执政协议中面向德国的改造计划。但是对于德国而言，这个“全球的时代转折”，首先是一个德国的国家和社会转向以安全问题为中心的转折。朔尔茨在去年2月27日“时代转折”讲话中宣布大幅提高国防开支，马上把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立志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对于德国国防开支长期低于北约约定的底线、躲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大占便宜感到不满，2020年年中曾以从德国撤军为要挟。这个德美关系长期以来的龃龉之处，一夜之间竟然因为俄乌冲突迎刃而解。

不仅如此，朔尔茨还宣布当年拨款1000亿欧元，成立德国国防军“特别基金”。如果按照2021年德国469.3亿欧元（约56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规模来看，这个“特别基金”可以让德国2022年的国防费用一举成为世界第三，更是德国从1955年建军以来最大的观念上的突破。一时间，从华盛顿到东欧国家的首都，德国盟友都在为德国终于“觉悟”而兴奋不已。 

回归现实

然而应急的措施、自我激励的口号与制度化的转向毕竟不能同日而语。我们发现，无论是“时代转折”还是“特别基金”，似乎并没有在以俄乌冲突为背景的德国国防建设以及德国的军事角色中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德国虽然坚定支持乌克兰，但是把更多精力花在接待乌克兰难民等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尤其是坦克等重型攻击性武器——却异常犹豫和慎重。为了避免成为俄乌冲突的正式参与方，德国为此还设计了异常复杂的“多方交换”方式，即德国向拥有前苏式坦克的国家提供德国坦克，交换后者为乌克兰提供苏式坦克。德国认为，进行多方交换是因为乌克兰军人更加熟悉苏式装备，而且保证了德国不直接介入向乌克兰提供重武器。这种复杂的做法和心思引起了时任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利尼克（Andrij Melnyk）的冷嘲热讽。媒体传达的印象是：无论德国怎么支持乌克兰，德国在这场欧洲自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冲突中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那么，这个印象透露了何种信息？

首先，这场“时代转折”在不同层次上暴露了德国与东欧国家之间围绕德俄关系问题而存在已久的心结，或者说双方关于德国对东欧国家的责任的不同看法。东欧国家因为历史和意识形态原因，始终对俄罗斯抱有戒心，但是对于欧洲以及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始终有着不同一般的期待。在这一点上，最著名的论断莫过于2011年时任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的话：“我如今担心的不是德国的强权，而是德国的不作为”。

德国在冷战结束后，与继承了苏联衣钵的俄罗斯一直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尤其是俄罗斯稳定而低价的能源供给，成为德国经济和工业的重要竞争优势。为了强化能源合作，德俄两国在经过东欧和土耳其的能源管线基础上，又通过“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建立了直接连接。而这种绕开东欧过境国、尤其是乌克兰的做法，始终被东欧国家认为是德国自私自利、罔顾东欧关切、弱化东欧和分裂欧洲的做法。美国更是以“北溪二号”为支点，尤其是从特朗普时期开始加大战略分化德俄、欧洲，加强东欧国家对自己的战略依赖，拜登继任总统后甚至不惜以摧毁“北溪二号”相威胁。随着俄乌冲突爆发，此前美国和东欧国家凭借“北溪二号”对于德国的指责似乎得到了无以辩驳的印证，德国从施罗德到默克尔时期所谓“北溪二号属于纯粹的私营经济项目”的官方说法要么被认为是谎言，要么被认为是德国政治的幼稚表现。德国的对俄政策目前上升为德国内外衡量德国成功与否的主导标准，也正是这个原因，执政16年的前总理默克尔居然一夜之间从“民主世界的领袖”变为“2022年最为失败的政治家”。

其次，这场“时代转折”所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欧盟迄今为止围绕着法德轴心——或者德法轴心——运转的一体化模式面临严肃的挑战。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欧洲一体化势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从以经济和政治一体化为中心任务转向以安全一体化为中心任务。朔尔茨去年8月29日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卡尔大学的讲话中，已经提出欧盟应该从目前的27国扩大到包括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西巴尔干六国，最终可能达到36国的规模。如果这是欧盟未来几年工作的重心，那么欧盟的中心显然将从欧洲中部的“法德”一线向东欧的“波罗的海-巴尔干半岛”一线移动。而欧盟重心东移、欧洲一体化转向以安全一体化为中心，势必意味着德国重要性的下降，因为德国从来没有主导过欧洲的安全领域。我们需要观察的是，欧洲的安全一体化，将会围绕着哪个或者哪些国家进行？

由此看来，“时代转折”并不如朔尔茨所愿，是德国应时代之需，开始承担欧洲的领袖角色，而是对德国更大挑战的开始。正如朔尔茨在《外交事务》文章中所承认的，德国比任何时候都更依赖盟友，在安全方面首先意味着更加重视北约。从立陶宛到斯洛伐克，从爱沙尼亚到波兰，从波罗的海到东欧的空域，德国计划在北约的框架下采取系列措施，加强北约在东欧地区的防卫能力，“以保卫北约的每一厘米领土不受侵略”。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约的行动是在欧洲或德国的领导之下进行的。

“德国第一”的经济政策

“时代转折”的另一个侧面是动摇了德国的能源供给和经济发展模式。

德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高达55%，石油高达42%（2020年数据），属于欧洲诸国最高之列。德国此前最大的天然气供给商甚至是俄气Gazprom的子公司。冲突爆发以后，尤其是“北溪二号”管线神秘爆炸之后，德俄的能源合作模式已经无法持续，德国能源价格暴涨，工业和民用能源的安全问题成为德国政府、尤其是绿党主导的经济部的最大挑战。从去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已从2月的5.1%上涨到11月的10%，10月份甚至高达10.4%，能源问题已经传导到民生的方方面面。

在过去的2022年，公众印象深刻的是德国一方面高举“价值观外交”和绿色能源、气候目标大旗，一方面为安全度过“时代转折”而不惜使用一切手段：

去年3月，哈贝克与价值观阵营所属“可疑”的卡塔尔签署液化天然气供货合同；10月，德国重启12座煤电厂；11月修改《核能法》，允许3座在网运营核电站延长运营时限；12月，6座计划中的液化天然气港口设施建成1座。长期不受重视、而且引发德国环保顾虑的能源供给模式突然成为德国的“救命稻草”；在德国被法令禁止的水力压裂法开采油气也突然成为可能。同时，德国去年10月决定在两年内为德国企业提供高达2000亿欧元的能源和财政援助，以帮助后者克服能源危机。

德国政府保证能源供给、克服能源危机对德国经济和社会冲击的做法，一方面与绿党所宣传的、也是德国社会普遍接受的理念严重相悖——绿党不但主导了德国生态和环保舆论话语，现在又主管环境和经济领域；另一方面，德国凭借经济实力化解能源危机的冲击，不但没有走欧盟共同纾困的路线，而且事实遵循“德国第一”的理念，这引发了欧洲多国的不满：欧盟没有其他国家有如此坚实的能力推出如此庞大的企业能源补贴计划，从马德里到布达佩斯的欧洲人一致担心德国的纾困计划会只有利于德国本国企业，最终扭曲欧洲的市场竞争。而按照德国气候问题专家委员会的判断，德国将很难实现自己2030年气候目标的承诺，即相比199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65%。

“德国制造”的“中国问题”

德国究竟向何处去，还有一个朔尔茨总理本人不愿公开讨论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因素。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中国问题”并不是说中国主动介入德国内政，从而为德国制造了一个问题。恰恰相反，朔尔茨本人在去年11月初还力排众议访华，12月初在《全球的时代转折》文中还特意提出中国与德国就反对使用核武器方面保持一致立场。事实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以意识形态自信心和想象力爆棚的绿党为代表的德国政治力量，憧憬按照德国的所谓价值观塑造世界格局，而这应该是一个黑白可辨、敌我鲜明的世界。在这个由（绿党）德国人定义的价值观世界里，中国应该是、只能是、必须是对立面。也就是说，在德国最为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即对华关系方面，德国现政府内部存在一条明显的裂痕。

德国绿党领衔的外交部一年多来致力于秘密制定一份所谓的《中国战略》，日前已经通过媒体透风，这份长达59页、12章的“中国战略”主要目的是“逐渐而且在德国经济可以承受的成本条件下”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性；另一位绿党人士哈贝克主导的经济部居然也悄悄制定了一份厚达100余页的《中国战略》，也透过媒体吹风，这里面要求德国企业建立对华业务汇报制度。

同时，德国计划于2023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之前公布德国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据2022年12月30日出版的《明镜》周刊报道，这份同样是由德国外交部牵头起草的重要文件暂时受到了来自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总理府和自由民主党主导的财政部的阻力。这里面除了总理府与外交部的外交主导权之争以外，最大的争议点据说也是在于“中国问题”。总理府认为外交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表述无论是在篇幅，还是在语气激烈和细致程度上都不符合“战略”的定位，而外交部坚持“事无巨细”。

在我们看来，这个德国自我制造的“中国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其中涉及中国在未来世界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是因为这个“中国问题”实际是德国看世界以及看自己的一面镜子。

大流行结束？

德国在2022年至少在有一点上传达了积极的信号：德国著名的流行病学专家德罗斯滕（Chriatian Drosten）圣诞节后就德国新冠疫情的发展得出了谨慎乐观的结论：今年冬天，“德国第一次经历了新冠病毒的局部流行”，“德国的大流行结束了”。经过这个冬天之后，人群对新冠病毒的广泛免疫能力将会阻止病毒在夏季卷土重来。德罗斯滕的判断马上引发了德国政界和社会的热议。

在2022年第三个季度，德国的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在剔除价格、季节和节假日因素之后，第一次超过了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第四季度（0.3%）。

暂且不论德罗斯滕的判断能不能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至少他的声音和这个经济数据在冬日中给人们带来了一线回归正常的希望。